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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职工医疗保险最新政策,2012医保政策法规,个人医保转移政策,城镇职医医疗保险政策,医改动向。
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新农合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标准。大家可能也从我们的预算报告中看到了,今年人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助标准从去年的200元提高到240元,进一步加快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加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等等方面,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从近期中央财政政策精神传递出的信号看,2012年,国家财政将在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民生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强农惠农力度。
财政支持着力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尽管这些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但生产能力仍不稳固,供求关系仍然偏紧,农业稍有闪失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柴油供应和价格可能面临新的问题,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等原因,我国继续扩大农业种植面积的空间有限,继续提高单产的难度很大。
对此,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介绍,2012年,将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积极推进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力促进木本油料、“菜篮子”产品生产,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扩大农业林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
“2012年,将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完善涉农补贴政策,同时,还将健全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补贴和收储制度,完善财政综合扶贫政策体系。” 谢旭人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仍然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心,也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央财政对农业支持的着力点。”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指出,对现有涉农补贴政策,中央财政也将继续从补贴范围、标准、方式上进行完善与创新。
“三个覆盖”:中央财政支农基本思路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我国将继续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覆盖农业大县,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全覆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覆盖到国家确定的牧区半牧区县(市旗)。这“三个覆盖”也体现了中央财政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基本思路。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2012年我国将加速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在2009年、2010年先后启动两批共850个重点县建设,2011年扩大到1250个重点县的基础上,实现重点县建设基本覆盖农业大县。
2012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将继续向全国推开。这表明我国正在建立以农民自愿出资出劳为基础,以政府奖补资金为引导,多方投入、共同推进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是以村民民主议事为前提,是财政民主的突出体现,也是财政管理的创新。”白景明指出,这项政策继续在全国广泛推广,将有利于今后财政资金能够更多地集中在村民最迫切、最需要的方面。
此外,2012年,我国正式在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随着这项机制继续深入推广实施,其促进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牧业持续发展、牧民增收的共赢效果也将逐步显现。
推进农村民生保障 走向城乡一体化统筹
保障和改善民生一直是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农村民生保障更是2012年中央财政不断推进的重点。
——在医疗保障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和政策补贴标准将进一步提高,筹资标准将从230元提到300元,政策补贴标准将由200元提高到240元。
——在养老保障方面,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将实现全覆盖,这也意味着2012年我国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将实现两项制度全覆盖,比预定计划提前8年,这也为今后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打下基础。
——在教育保障方面,将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此外,中央财政的支持进一步拓宽。在2011年试点基础上,2012年,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农村学生每天将获得3元的营养补助。
不久前发布的《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我国将对农村残疾人实施特别扶持政策:对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度残疾人,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通过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帮助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提高对特困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补贴标准,并实施居家无障碍改造。探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扩大残疾人社会福利范围。
2012年,还将着力提高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自主发展能力,落实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支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海新医改方案:2012年底基本医保制度全覆盖
经过两年多的调研讨论,上海医改《实施意见》、《近期重点实施方案》两份方案5月17日正式公布。在新方案中,公立医院改革、医疗联合体、家庭医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新举措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从新方案中不难看出,一张优质、可及、高效、公平的医疗服务体系正在上海全面铺开。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增加21项
基本药物数量增加381种
“本次上海市医改的《近期重点实施方案》明确了上海2011年—2012年的十项重点工作,其中包括: 上海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国家21项的基础上再增加21项,达到42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国家9个项目的基础上,逐年增加3个项目,即增加新生儿疾病筛查、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60岁以上老人接种肺炎疫苗三个项目。”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透露,从2011年起,上海按常住人口标准,各区县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应高于50元。
为了让市民就医更有保障,从今年起,上海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职工年平均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从7万元提高到28万元,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住院费用平均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
上海的基本药物数量已经位于全国前列,基层医疗机构不仅配备了307种国家基本药物,还另外增补了381种药品。“这些药物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实行单一货源承诺、量价挂钩的集中招标采购办法,降低基本药物价格。”徐建光介绍说。
调整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
外来务工者纳入城镇基本医保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沙忠飞介绍,新方案将在目前各类基本医保制度覆盖全体户籍人口的基础上,将外来从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研究外来灵活就业人员、在沪农民工子女参加本市基本医保制度的具体办法。到2012年底,基本医保制度覆盖全市城乡居民,参保率达到90%以上。
调整完善城镇职工医保办法,归并人群分类、调整按出生年月享受相应医保待遇的办法,缩小待遇差距。同时,为整合全市多类型的医疗保险制度,将个体参保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并适时将镇保企业纳入城镇职工医保。
为减轻病人负担,新方案规范和控制医保病人自费药品和医用材料的使用,严格事先告知制度,控制使用比例,定期公示。适度调整医保报销范围,将门诊煎药费等纳入医保支付,逐步将临床使用广、参保人员负担重、无法替代的诊疗项目和材料纳入报销范围。此外,还要制定基本药物医保报销政策,提高报销比例。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医生工资不直接与医疗服务收入挂钩
根据近期重点实施方案,今明两年,上海将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完善补偿机制,公立医院符合规划的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建设支出由政府保障投入。”徐建光表示,上海完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严格医院预算和收支管理,在大型综合医院试行总会计师制度;逐步取消公立医院特需床位,剥离“院中院”;完善岗位设置和聘任制度,探索医师多地点执业办法。
今后,上海将实行不直接与医疗服务收入挂钩的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以岗位工作量、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为基础的内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医院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对医疗机构实施监管和调控的“指挥棒”。同时,实行医疗机构“一户一档”、医务人员“一人一档”和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制度,强化医疗服务行为监管。
看病难,到大医院看病更难。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上海想方设法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目前上海正在实施郊区三级医院“5 3 1”项目,实现每个郊区县都至少拥有一所三级综合医院。
为了让市民更多地“沉”到社区医院就诊,上海还将建立健全住院医师、全科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从根本上提升临床医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显著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让百姓在基层就能安心就诊。
据了解,今年3月16日至22日,上海医改方案在中国上海、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期间,共收到来信578封、建议和意见805条。从建议和意见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障、医疗联合体、方便患者配药、基本药物制度等方面。
“根据这些意见,与征求意见相比,新方案内容修改28处,文字修改17处,主要是针对以上几个市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周波透露。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10日举行主题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记者会,六位政协委员就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立医院改革、社会办医等热点回答记者提问。
谈三年医改:基本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
政协委员李立明介绍,自2009年4月医改启动实施以来,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项制度不断健全,基本医疗保障的面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合计已经达到了12.95亿,覆盖了全国95%左右的人口。 二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保障标准大幅提升,服务项目在不断增加,受惠的人群也在不断扩大。 三是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在有序进行。四是卫生事业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
李立明说,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现状还会长期存在下去,所以在医疗的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上,2009年开始的医改就为保证这样的保障制度和体系开展了大量工作。
李立明介绍,在2001年的时候,医疗费用负担个人支付要占到60%,指的是全国平均的,农村的比例更高,城市的比例相对低一点。到去年政府投入占到28.6%,社会占35.9%,而个人下降到35.5%,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谈公立医院改革:改变以药养医成共识
“公立医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是一个独立经济运行的实体。”谈到公立医院改革,吴明江委员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药补医政策带来很多问题。因为这样的加成不能体现医生、护士、医学科技工作者高强度、高风险、高知识这样一个知识劳务的价值,而是要通过多卖药、卖贵药、多检查这样一些经济行为来补偿医院。
吴明江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会扭曲医疗行为,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不利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改变以药补医已逐步成为各方共识。
谈到具体的改革方案,他建议通过政府增加投入,调整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体现知识的劳动价值来得到补偿,这样增加的部分有的是政府投入,有的在医疗保险当中能够得到支付。
“当然,现在也在积极探索医疗付费方式的改革,比如说总额预付也好、单病种付费也好,这些都需要探索,这个过程还需要时间,但是总的走向应该是对的。”他说。
谈民营医院发展:尽快形成多元办医局面
谈到民营医院发展,王执礼委员提议,中国今后要制定更多细则,让“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办医”政策落地,尽快形成我们国家多元办医的局面。
王执礼说,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尽快形成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办医格局。把社会办医、民营医院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是第一次。
“在城市中的大医院,如果由社会资本办的话,就会分流相当一部分国立医院的病人,使得在国立医院看病的病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照顾,所以这个方向还是对的,利国利民。”王执礼说,民营医院也有一些问题,正是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小,今后国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制定更细的细则。
谈农村医疗现状:为乡村医生解决正式编制
谈到农村医疗现状,陈仲强委员介绍,村医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村医没有正式的编制。同样是在农村,给牲畜看病的兽医有国家正式编制,有学历层次的要求,而村医没有,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者不足三成。
第二,村医的继续教育没有着落。
第三,村医的收入,相当于他所在村的平均水平或者略低一点。将来退休以后没有生活保障。
陈仲强建议大力加强村医队伍的建设,应该给他们解决国家的正式编制,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要有合理的政策激励,可以通过政府招聘的方式来建设这支队伍,也可以由达到资质的个体医师来承担这项工作。
他认为,村医应该纳入到乡镇卫生院的统筹管理,使这支队伍真正做到有后续的补充,达到一定的资质,有不断的指导和监管,变成县乡村真正的网络。
李立明则建议,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对这些人进行专门的培训,使他们拿到国家依法行医的资格。
)“有些医药企业药品定价高于出厂价上千倍,为的就是留出空间,使自己的药品既能‘苦战过关’进入医院,又能让医生愿意开。”在甘肃团小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谈到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难点时,深有体会地说。
在这两天的小组审议会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为代表们关心的热点议题之一。打破医卫人才体制藩篱、尝试“药品专营”、打通城市基层就医环节……人大代表纷纷为医改建言献策。
打破医卫人才体制藩篱 鼓励优质医疗资源流向基层
“目前基层医卫工作最大难点之一就是‘缺人’,再不想办法留住人才,农村基层卫生院就要‘后继无人’了。”郭玉芬感慨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也有类似的感受。“目前基层卫生机构‘空壳化’和城市医卫人才相对过剩的现象并存。医卫人才队伍已经陷入存量不足、增量萎缩、流动无序、内耗频繁的困境。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基层卫生机构的建设和保障力度。”他说。
“解决基层医疗资源匮乏问题,主要在于人才的使用。建议建立一个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运用经济激励政策的基层卫生人才使用长效机制。”郭玉芬说。
郭玉芬认为,除了大幅提高基层医卫人员待遇外,激励政策的核心在于建立长期的城市支援基层机制,用经济激励手段和“金字塔”职称机制,促使市级以上医疗机构的卫生人员到基层卫生机构去工作,形成良性长效的流动机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东部支援西部的机制,用经济激励手段动员东部地区卫生技术人员到西部医疗机构工作。
打破“以药补医”诟病 “药品专营”值得尝试
长期从事医卫工作的郭玉芬对“以药补医”问题做了系统调研。“基本药物制度实行的药品零差率动了医疗机构补偿的‘奶酪’,在推行过程中成了医改难题之一。”她说。
郭玉芬认为,“以药补医”机制阻碍了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使公众难以充分享受到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的利益。如果不打掉这个拦路虎,哪怕医疗保障筹资额再高,还是解决不了百姓看病贵的问题。
此前,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出台了药品降价、药品招标采购、药品挂网采购、药房托管等改革措施。但在郭玉芬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行制度,彻底切断药品流通环节的“灰色”利益链,就必须把国家基本药物纳入国家专卖品,由政府实行专卖并进行有效控制。
郭玉芬认为,基本药物实行“专卖制度”后,可由国家统一制定基药目录、基药价格、基药计划,政府指定一定数量有实力的国有大型药品生产企业分配基本药物的任务和数量,国家可直接给这些定点企业给予补偿、提供优惠政策,从而真正减少基本药品的流通环节,使基本药品价格真正合理,做到真正实质性降低药价,切实保障用药安全合理,真正减轻老百姓用药负担。
统筹资源协调发展 打通城市基层就医环节
基层医疗机构“扶”起来后,同大医院的有序对接问题,也是代表们讨论的热点。“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和基层医疗服务有些脱节,公立医院越建越大,但还是无法满足面广量大的基层医疗需求。医疗体制改革应该把公立医院改革和扩大基层医疗服务结合起来。”陈静瑜说。
“应把公立医院和周边社区医院结成利益共同体,建立两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制度,提升社区医院医疗水平。同时,对于到社区医院就医的患者,提高其医保报销比例。‘双管齐下’引导患者到社区医院就医。”他建议。
陈静瑜提出,在一个区域的卫生事业发展中,公立医院要承担支持、带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用,要逐渐建立社区和乡镇的医疗卫生机构的首诊制,疑难重症就转到大医院。在大医院确诊并已经建立了治疗方案的患者,需要进一步进行慢性病管理或疾病康复的,可以从大医院再转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整个医疗资源都盘活了。
“统筹医疗资源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医保制度面临的‘碎片化’、统筹层次过低、跨省转移难度大等迫切问题。”郭玉芬说,“这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城市居民医保‘三保合一’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并轨的运行模式。”